本文所说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指通过何种机制来配备稀缺资源，用何种方式来的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也就是用何种机制和方式来解决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基本经济问题。调控方式是指一个经济主要以何种手段(行政的还是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和何种方式（必要方式还是间接方式)来对经济活动展开介入和调节，以构建一定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目标。

“调控”是我们中国人的众说纷纭，类似于的行动在发达国家和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作“调节”或“调整”（adjust-mrnt)。一个经济的调控方式是由这个经济的管理体制要求的，而经济管理体制又是由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的性质要求的。经济调控可以区分为微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或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

经济调控方式必要体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或者说一定的调控方式是和一定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调控经济就是管理经济，所以本文把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联系在一起辩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再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本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的变革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计划掌控居多、市场调节辅　　　　大体上说道，从中共i^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984年10月）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可以总结为“计划掌控居多、市场调节辅”。

在这种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下，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以计划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掌控居多，辅之以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被容许为政府计划管不了、管很差的极少数经济活动。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经济占到意味著统治者地位（在国民经济中占到90%以上)，政府占据和掌控绝大部分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享有并必要经营企业，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工资和利率)和绝大部分产品价格由中央计划部门要求，各种经济指标和生广任务由计划部门发布命令并且必需已完成（指令性计划）企业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国家则对企业实施统收统支和统负盈亏。

　　　　中共i^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划时代的最重要决策，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移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决策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开始被引进经济生活。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展开不断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适当补足逐步发展一起，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蓬勃发展，这些改革和发展使得纯度很高的计划经济体制加到了自由市场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适当地展开了调整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把一部分经营管理自主权劳改给地方和企业，在计划制定和经济工作中推崇价值规律的起到。

当时把这种改革称为“放权惠及”。　　　　与开始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开始由“计划集中控制”改向“计划掌控居多、市场调节辅”。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是在中共十二大报告（1982年9月）中明确提出的，当时的拒斥是“计划经济居多、市场调节辅”。

这种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计划掌控和市场调节是板块式分工的，即计划管一±块，市场管另一±块，这两块既不重合也不交叉。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需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一部分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后一部分则不加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需的变化展开生产，即这一部分是具有“盲目”调节的部分。十二大报告更进一步得出了计划掌控与市场调节的分工：（1)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特别是在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需实施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该根据必须发布命令一些具备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最重要农副产品的减租派购。（2)由于我国还不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的各种简单市场需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无法作出准确计算出来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施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确保其构建的指导性计划。

（3)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有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一起。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需的变化灵活性地自行安排生产。其二，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计划掌控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是支配的次要的。

按照当时的众说纷纭，市场调节是对计划经济的“有益的补足”。十二大报告认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容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有所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入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性地起调节作用。

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足，是支配的、次要的，但又是适当的、有益的。　　在这种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下，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主要依赖计划和财政手段。计划和财政是政府配备资源，构建国民经济综合均衡的主要手段，财政投资沦为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在相当大程度上要求了经济中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规模和结构;计划部门（而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掌控货币发售和信贷规模(信贷计划)来掌控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具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特征。

　　　　1979年至1981年，我国经济经常出现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以经济过热为标志的较小的波动，积累率很快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过慢，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不断扩大。面临这种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按照“计划掌控居多、市场调节辅”的原则，以指令性计划掌控为主要手段展开了宏观调控。当时实行的主要调控措施是:通过行政命令和审核程序停工、缓建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不准新的上基础设施项目，传输基本建设规模，将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从1980年的41857亿元传输到1981年的349亿元，传输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费，1981年的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74%。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强化银行信贷管理的同时，中央政府实行了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必要不断扩大信贷投入来反对农副产品并购和轻纺工业的发展，企业贷款规模有增有减半，不是一刀切，1981年工业贷款减少79.8亿元，比1980年快速增长108%,商业贷款减少223亿元，比1980年快速增长1.55%。

　　　　这种调控方式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效益，经济过热获得了掌控，198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下降24%,消费品零售价格下降2.6%,但是为此代价的代价是1981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7.8%上升到5.2%。更加最重要的是，在这种调控方式下，地方和企业没多少积极性，导致大多数经济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劣，企业上缴利润大幅上升（1981年比上年上升85%)；企业大面积亏损（1981年有27.1%的企业不存在有所不同程度的亏损)，不少商品积压；国民经济中的根本性比例关系，如累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农长短的比例关系，依然紊乱。　　　　自1979年开始，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如以价格调整和价格放松为内容，以价格调整居多的价格体制改革以“放权惠及”为内容的企业改革以引进外资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共十二大特别强调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渐渐被引进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来。　　　　二、计划掌控与市场调节结合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这种经济体制比较不应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可以总结为“计划掌控与市场调节结合”。这种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又可以更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子阶段是中共十三大以前，当时特别强调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几乎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几乎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互相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起到。

这个子阶段虽然仍把市场调节看作是辅助性的，但是早已把市场调节的范围由1984年以前所说的“小商品”不断扩大到“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并且指出这些生产和互相交换“几乎由市场调节’。第二个子阶段就是指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前。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明确指出，“以指令性计划居多的必要管理方式，无法适应环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拒绝”，要“逐步完善以间接管理居多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特别强调“计划和市场的起到范围都是覆盖面积全社会的”，“应该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定定货合约等多种办法，逐步增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不应逐步改向以间接管理居多”。这就从经济管理和调控的指导思想上扫除了计划与市场的板块分工论，在调控方式上开始突破“计划掌控居多、市场调节辅’的模式。

　　　　计划掌控与市场调节结合的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展现出在调节手段上，是更为侧重运用经济手段而仍然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把经济手段作为调控的主要手段。这里所说的经济手段当时是指价格、税收和信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把这些手段称作“经济杠杆”，特别强调“学会掌控经济杠杆，并且把经济工作重点放在这一方面来，应当沦为各级经济部门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的最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环境经济体制改革和创建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必须，根据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计委《关于改良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我国的计划管理体制展开了第一次较为大的全面改革。改革的重点和目的是大幅缩减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和比重，更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构成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方式；同时彰显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加多更大的自主权。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1)在生产领域，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和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止指令性计划，实施指导性计划，国家只对22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和播种面积发布命令指导性计划指标，其他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实施市场调节。对工业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由1984年以前的120种增加到60种左右，国务院各部门发布命令指令性生产计划的工业产品由1900种增加到大约380种左右。

国家对70种左右的工业产品及总产值指标由指令性计划改回指导性计划，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也不断扩大了指导性计划的覆盖范围，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准放松，由企业自律决策。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前，在工业总产值中，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所占到的比重上升到16.2%,指导性计划的产品所占到的比重下降到429%，市场调节的产品的比重减少到40.9%。(2)在运输邮电方面，国家对全国铁路货运量、公路汽车货运量、港口吞吐量、水运轮驳船货运量、民航运输总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实施指导性计划。

对重点物资的铁路货运量、部直属水运货运量、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实施指令性计划。（3)在投资和基本建设领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由国家计划掌控，国家对预算内经费、划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础设施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投资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对地方和部门自行安排的投资、吸取外商必要投资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投资实施指导性计划，其他投资不准实施市场调节。

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前，指令性计划投资占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上升到50，左右，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上升到27，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经费决定的建设项目，都改回银行贷款。（4)在流通领域，国家对煤炭、钢铁、木材、水泥等少数最重要物资实施计划分配制度，对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施指导性计划，国家计委负责管理均衡和分配的指令性物资品种增加为23种，实施指令性计划并购和拨给的大类商品增加为20种。

（5)在对外经济方面，国家对进出口总额实施指导性计划。对国家统一安排的进出口总额和主要进出口商品实施指令性计划。国家对统一安排的21种出口商品和13种进口商品实施指令性计划，对统借统还的外债实施指令性计划，其他的分别实施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6)在分配领域，国家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发布命令计划指标。对其他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实施指导性计划管理。对计划内用工实施指令性计划，对计划外用工、合约用工实施市场调节。（7)在物价管理方面，国家对大约700种工业品和消费品的物价实施指令性管理，其他产品的价格分别实施计划指导价、地方定价和市场调节价。

　　　　上述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超越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形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构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结合的管理体制，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联合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1985一1986年我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广泛紧绷，国民经济根本性比例关系相当严重紊乱，财政赤字和外债规模很快不断扩大，零售物价指数从1984年的28，跃居至1985年的88，，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上升到9.3%,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掌控经济过热，诱导物价过慢下跌，宏观经济政策采行了“双紧”配上:在财政政策上削减投资开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由1985年上半年的435，上升到1985年第四季度的30.8，财政赤字改以财政盈余;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增加货币投放量，1985年的货币投放量比1984年增加366亿元。“双紧”政策配上有效地诱导了经济过热，1985年的工业增长速度由上半年的231%上升到第四季度的10.2。　　　　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占到主导，市场的力量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中还不起主要起到，使得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没做到。

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之后回升，一些人担忧经济衰退，强烈要求放开银根，性刺激经济。1986年又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计划经济体制构成的思维惯例是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经济必需是“开门红”，无法“冻”。

于是，源自经济体制的“投资饥渴症”和“支出硬约束”，再加‘领先于战略”等政治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于1987一1988年又一次经常出现“大干慢上”的局面。1988年上半年物价涨幅已约两位数，7月份物价涨幅迫近20，，创改革开放以来物价的最低记录。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送将暂停价格双轨制、展开全面的价格改革（当时称为“价格过关”）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出，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激化，当天在许多地方就经常出现供不应求，随后演进为建国以来仅次于的一场供不应求风潮。　　　　为了应付经济形势的变化，1988年8一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管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而开始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削减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宏观调控。

这一轮削减仍然持续到1992年。这次宏观调控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_3，上升到***年的41%和1990年的38%实质上是通过人为生产经济衰退的办法交换条件了经济的降温。但是这一轮宏观调控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改革成果，那就是‘价格过关”获得成功:到1991年底，我国80%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放松，实施市场定价，价格市场化基本构建。

　　　　价格是市场信号，它体现资源的匮乏程度和供求关系;价格又是调节机制和调节手段，价格的下降和上升不会通过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来引领资源流向，从而转变资源配置结构。所以，价格的广泛市场化为市场调节奠下了基础。正是1989—1992年顺利地构建了“价格过关”，市场机制才更加多、更加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才确实改向计划掌控与市场调节结合。

　　　　由于我们当时刚刚开始做商品经济，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了解还过于了解，再加计划掌控和市场调节之间本来就不存在许多对立和冲突，二者实质上无法做内在统一和有机融合。因为计划掌控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是创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计划掌控是“人为的”、“有意识的”，而市场调节是“自动的”、“无意识的”，要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做“有计划”运营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这使得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调控不尽如人意:“一敲就内乱，一管就杀”，经济调控陷于“敲一乱一收一死再三敲?”这样的怪圈中。

　　　　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理论上和思想上虽然特别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面积全社会的，在调控实践中综合运用了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更好地运用了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但是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中，还是计划必要掌控起主要起到；虽然计划掌控的范围和起到比改革开放头几年要大得多，但行政手段还是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方式。例如，当时对涨价过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商品实施专营，对部分商品实施控购(如掌控社会集团的商品出售)，清扫整顿公司，一些紧俏商品实施凭(票)证供应，失效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适当减少国家的物价补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领企业”的以间接管理居多的宏观调节体系，这个拒斥本身还具有计划掌控的色彩，它或许告诉他人们，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总控制阀依然掌控在国家手里，市场和企业可以由国家来掌控。　　　　三、市场调节基础上的照相机决择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十四大报告界定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这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起到，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拒绝，适应环境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构建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较为灵敏的优点，增进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及时协商。同时也要看见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需强化和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更进一步不断扩大市场的起到，并依据客观规律的拒绝，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适当的行政管理，引领市场身体健康发展。”丨4]aw这段话指出，经济体制的转轨要求了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必需做到根本性的改革和调整，市场调节代替计划掌控，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中起基础性起到，经济调控主要是“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适当的行政管理，引领市场身体健康发展”，而经济调控本身要依据客观规律的拒绝。

　　　　为了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根据中共十四大精神，我国的经济体制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主要内容有:一是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施政企分开，实施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确实沦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切换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二是减缓市场体系的培育。

在之后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尤其是生产资料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培育还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尽早构成全国统一的对外开放的市场体系。减缓价格改革步伐，大力理顺价格关系，创建起以市场构成价格居多的价格机制。

三是通过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工资制度来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四是减缓政府职能的改变。改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要求》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创建以间接手段居多的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这里所说的“间接手段”主要是指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工具。

该:〈要求》明确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均衡，增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领国民经济持续、较慢、身体健康发展，推展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行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进根本性步伐，创建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商。计划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必须设施实行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平稳币值派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支出和税收手段，侧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均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增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为创建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1993年12月，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批准后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报》等文件，要求从1994年年初开始，重点深化财政税收、金融、计划、投资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到1995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品已增加到30种以内，按产值计算出来的指令性计划产品的比重早已上升到严重不足4%,由国家计委必要分配和均衡的物资增加到11种，国家计划必要决定的投资上升到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5%,95%以上的消费品价格和90%以上的投资品价格都由计划掌控改变为由市场调节。　　　　通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创建一起，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逐步市场化并体现资源的匮乏程度和供求关系，企业逐步沦为独立国家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机制渐渐构成。

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宣告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可行性创建”。　　　　中共十四大以来，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逐步改变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照相机决择。　　　　一方面，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由主要使用计划掌控改变到主要依赖市场调节。到2002年在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所占到的比重早已由1978年的97%上升到严重不足4%,市场定价所占到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将近3%下降到96%以上;在农副产品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所占到比重由1978年的926%上升为2%左右，市场定价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56%下降到97%在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所占到的比重由1978年的完全100%上升到6%左右，市场定价的比重贝IJ下降到92%。

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贸易环境更为公平，金融业更为对外开放，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表明，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73.8%,大大多达市场经济临界水平的60%。|6丨　　　　另一方面，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侧重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适当的行政手段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强化管理，在宏观调控上主要实行照相机决择。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总结新中国正式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经验时指出，照相机决择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

他指出，虽然在经济理论上财政调控可以有照相机决择和自动平稳两种模式，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实施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直接税所占到的比例较低，流转税占到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自动平稳功能还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必需紧密注目经济运行态势，展开照相机决择，主动有助于地运用财政政策手段不予调控。

可以说道，照相机决择是财政构建科学调控的客观必须”。|7丨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备，利率变动还没几乎市场化，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还不低，因此，在我国实施相同规则的货币政策的条件还不成熟期，照相机决择某种程度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构建科学调控的客观必须。

事实上，中共十四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模式就是照相机决择。针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和更加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双削减”的政策人组;面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通货紧缩、总需求的严重不足，我国实行了大力(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务实的货币政策;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回落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5年我国的宏观调控开始改向务实（即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务实的货币政策；2007年3月以来，由于物价总水平大大下降，为了诱导经济过热，维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改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务实的财政政策的配上。　　　　四、结束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进程是经济体制破旧立新的变革过程，我们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也经历了用市场调节逐步代替计划掌控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如何了解和处置计划（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置得好，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发展得慢一些、好一些;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置得很差，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不会有挫折，甚至不会中断。如何处置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一篇大文章。30年来我们都在希望作好这篇大文章，早已获得了明显效益，但是我们仍须要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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